襄陽第一所新式學校，當屬創(chuàng)辦于1897年的鴻文書院 

　　1、開啟蒙童 

　　1891年，祖籍挪威、后定居加拿大的基督教傳教士哈爾沃·朗寧(中文名字為穰福林)等一批牧師，受基督教美國西差會委派來到襄陽傳經(jīng)布道，并在這里建立教會組織——鴻恩會。兩年后，在穰福林倡議下，依托鴻恩會在樊城河街鄭公祠內(nèi)開辦了一所蒙塾義學，主要為教友子弟和收養(yǎng)的孤兒提供讀書的機會和條件。招收的學生年齡大都為6至10歲不等的啟蒙學童?！巴夥Q義塾，招市中子弟，內(nèi)為貧兒院。有會內(nèi)之學生、會外之學生，每年有三十多名，會內(nèi)之學生最多時有12人。”主要課目和教學方式與當時的其它私塾相類，授以《三字經(jīng)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幼學瓊林》等書，重背誦輕講解，“占嗶咿語，送混沌之歲月”。這所蒙塾義學看似與當時襄陽眾多私塾沒什么區(qū)別，但由于校長是外國人，教師中也有外國人，所以自誕生之日起，它便無形中被植入了“洋”教育的基因，結緣了當時尚未為人知的“新式教育”。 

　　當時襄陽的教育，依然沿襲著千百年來的模式，如儒學、書院、義學、社學、私塾等類。學習內(nèi)容為清廷頒行的《詩》《古文辭》《十三經(jīng)》《三通》《四子書》《性理大全》《大學衍義》《歷代名臣奏議》等，并嚴格規(guī)定：若非圣賢之書，不立于學宮，士子不得誦悉。所以，當時所有的讀書人，上自皇子下至普通書生學習的內(nèi)容幾乎相同，許多經(jīng)書能夠倒背如流的士子大有人在。書生們學完指定內(nèi)容需要20多年時間，讀書的前途是進士及第。書生是輕賤勞動的，四體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如果在科考中不利，連生存都會有問題。因此，百姓有“百無一用是書生”之說。 

　　2、中西對碰 

　　在鴻恩會開辦的這所蒙塾，由于“洋”基因的植入，注定會發(fā)生新式教育與傳統(tǒng)教育的摩擦和碰撞。1896年，當外籍女教師建議為學生們開設唱歌課時，便遭到以傳統(tǒng)文人丁芝山為代表的塾師們激烈反對?！皞鹘y(tǒng)派”與“革新派”展開了空前論戰(zhàn)，丁芝山一度以罷課相要挾。后經(jīng)校長穰福林數(shù)月的疏導、調(diào)解，“傳統(tǒng)派”妥協(xié)，論戰(zhàn)才得以平息。在襄陽的這所蒙塾學堂里，自此開始破天荒地奏響音樂課的旋律。 

　　隨后，“洋”教師們又乘勝開設了算術、地理、幼童衛(wèi)生學和萬國史(世界史)等課目，“洋”義學里開始有了“新式學堂”的味道?！笆菚r，實由單純性質(zhì)，變?nèi)牖旌闲再|(zhì)。以言教科，則中西混合焉；以言學生，則內(nèi)外混合焉?！?nbsp;

　　1900年，席卷全國的“西學”風潮來到了襄陽。樊城的“洋”義學隨即向社會宣稱自己是一所西學校，稱“中西學館”。增設高等小學，租用河南會館旁邊“廣廈大宇，幾凈窗明”的民房作為高等小學學生的教室。還從山東聘請來了鄭峨作高等小學教師，當年招收了學生4名。但好景不長，隨著義和團運動的風起云涌和庚子事變的爆發(fā)，洋校長、洋教師們在“打倒帝國主義”的怒吼聲中全都黯然離開了襄陽。襄陽新式學堂陷入停頓。 

　　1902年，中西學館恢復。校舍設在樊城樊侯祠，學生餐宿其中。學校從山東聘來教員孫登云，掌管校務。此人“為人踔厲風發(fā)、校規(guī)務為嚴整。其為教，盡學生之長。課余閑談，輒以科學常識相灌輸，學生獲益不淺?！?903年，校方又聘請了從日本留學歸來的卻仲孚先生為教師。卻老師不為傳統(tǒng)守舊勢力所左右，按照新式學校的標準，銳意改革，又增設了數(shù)學和英文等課程，學校從此別開生面?！皩W科之區(qū)分，功課表之分配，一如最新式學校，而體操尤為出色當行。學生乃始見學校之新空氣焉?！敝链?，襄陽第一所新式學堂已具雛形。 

　　3、勤工儉學 

　　學校經(jīng)過十幾年的發(fā)展，直到1910年才正式命名為鴻文書院。校名緣由是這所學校被視為鴻恩會在襄陽產(chǎn)的“寧馨兒”，故從母得姓，名為“鴻文”。這一年鴻文書院加入了華中基督教教育協(xié)和會，由此學校管理章程、課程設置等，均服從于華中基督教教育協(xié)和會的規(guī)定。辦學的宗旨以“天地萬物一體為度量，出處進退一絲不茍為風操”。提倡勤工助學，“欲培人自助之志，增人求學之機?！狈磳Α爸袊倌辏绣X者，始能讀書”的教育機制。鼓勵學習西方教育，不可輕賤勞動，勤工儉學，“以服役作工而易學資”，“使學生以執(zhí)校役以代學費”。 

　　1912年，鴻文書院由高等小學加入中學一、二年級，更名為“鴻文中學”。 

　　1914年，隨著辦學規(guī)模的擴大，學校新建教學樓一棟。可以分設6個教室，每間教室可列座20余人。可分作12間宿舍，每間住宿學生3到4人。四周為環(huán)形走廊，“有高大華敞之觀”。學校設有食堂、浴室、圖書報刊閱覽室等生活和學習設施。后又建上下為房各九的“九間樓”一棟，集中改善了教師們的住宿條件。校園修有一片不小的草坪，還有一個更大的操場，給學生提供課余時間活動和開展體育運動的場所。從此，這里便成了鴻文中學的永久校址。也是從這一年開始，鴻文中學區(qū)分學級。分設高等小學三年，中學四年。進一步豐富教學內(nèi)容，加聘張定伯等一批科學、英文、圖畫、體操教員。這年底高等小學正式畢業(yè)生10人，補領文憑的7人。學校首次開始為畢業(yè)學生舉行正式的畢業(yè)典禮。 

　　直到1923年，鴻文中學的教學計劃、管理制度、教員編制及畢業(yè)年限才按教育部頒發(fā)的有關規(guī)定執(zhí)行。這時的校長是該校創(chuàng)辦者穰福林的兒子切斯特·朗寧。這位襄陽生、襄陽長，曾在鴻文書院度過童年時代的加拿大人受聘回母校任職，從1922年到1927年，不僅為鴻文中學建設傾注了心血，而且見證了中國的大革命時期。 

　　這個時期鴻文中學的教師結構仍然延續(xù)中西結合，基本由兩部分人構成：一部分是教友，如董曦轡、馬游、潘慧庵、張定伯等，他們畢業(yè)于山東齊魯大學，也有的畢業(yè)于南京金陵大學、武漢的文華大學、長沙的信義大學等教會所辦學校。另一部分則是科舉時代的貢生，人們尊稱為貢爺，如孟覺、張南樓、童子善、徐曉風等。學校管理層如校長、校監(jiān)等，也是中外混編、互相制約，充分體現(xiàn)“中西合璧”精神。因而課程方面除國文、修身、經(jīng)史、古典文學之類的文史課，又有英語、算術、格致(科學)之類的數(shù)理課，還有舊約之類的宗教課。 

　　4、傳播革命 

　　同時期的襄陽，除鴻文中學外，還有淑華女中、第十中學(鹿門中學)、省立二師等幾所學校。北伐前后，由于“五四”運動的影響，學校師生中民主愛國思想日益滋長，特別是肖楚女來省立二師執(zhí)教，傳播馬克思主義啟迪襄陽學生心靈。鴻文中學也許對西方民主思想接受的更早更多，寧靜的校園率先沸騰起來，一些進步師生走出校園加入了民主革命斗爭行列。鴻文中學成立了學生自治會，與其他幾所學校共同成立“學聯(lián)”，開展有關學生的政治、文化、宣傳教育活動，成為中共在襄陽最初的幾個據(jù)點之一。鴻文中學的學生如高如松、董振、潘虹等，成為最早的幾個黨員，隨后董曦轡、馬游等教師及一批學生也加入了中共。 

　　北伐戰(zhàn)爭節(jié)節(jié)勝利，黨組織為配合軍事進展，在1926年夏，將省立二師、第十中學、鴻文中學等校黨團員和進步學生派往各縣發(fā)動與推進農(nóng)民運動，這對發(fā)展和建立黨的地下組織起了極大作用。 

　　1927年“四一二”事變之后，中共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，鴻文中學也在寧漢合流的形勢影響下停辦了。1928年，鴻文中學復學之后，名稱改為私立“峴北中學”。1952年市政府正式接管，更名為“湖北省樊城初級中學”。1956年被市政府定名為“市第一中學”。